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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飯養活長大”的詩人部長賀敬之: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11-22 10:34:47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微信公眾號

2015年9月8日,賀敬之在北京家中。

中國新聞週刊微信公眾號消息,賀敬之96歲了。與他相識40餘年的老部下李正忠覺得,如今的他,“老延安”的信念和關懷,與詩人的浪漫和天真,都愈發明顯。

至今,賀敬之與新老朋友見面首先要聊聊國家和世界大事,包括普京、特朗普等人的新聞,再議一議文藝界的現狀,有什麼新的創作、演出,什麼新的文章,又發生了什麼爭論……對此興致極高。

賀敬之退休後,在賈漫所著《詩人賀敬之》的討論會上,老部下閻綱説他是忠誠、堅守,卻痛苦,他得知後哈哈大笑。

他曾在訪談中説,魯迅説過,革命是痛苦的,其中必然混有污穢和血,絕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所以許多年來,不管個人處在什麼逆境中,他總是習慣性提醒自己,要有點“小米飯養活我長大”的人應有的自信和自勵。

“思想解放過了頭”

1976年1月,山東詩人紀宇應《詩刊》邀請到北京改稿,由詩評家尹在勤帶領,到賀敬之家中拜訪。那時賀敬之住在位於北京市煤渣衚衕二號的《人民日報》宿舍,這是一棟沒有電梯的老舊小高層樓房,賀敬之和柯巖夫婦正在小廳裏吃飯,飯菜簡單,擺着兩隻酒杯。賀敬之當時正下放石景山鋼鐵廠監督勞動,只有週六才能回家,週日晚就要返回。

紀宇覺得,與在政治抒情詩中慷慨激昂的抒情調子完全不同,賀敬之生活中很平和,説話聲調不高,臉上始終是笑眯眯的。

不久後,“四人幫”被粉碎,賀敬之創作了《中國的十月》《“八一”之歌》等名作。紀宇很欣喜,寫了一首詩《呼喚詩歌》,希望賀敬之創作出更多的詩作。

然而,此後賀敬之幾乎少有重要的詩作問世,因為他很快走上了領導崗位,一入宦場深似海。

1977年,賀敬之進入文化部工作,參加文化部核心組,分管藝術局、藝術教育司和政策研究室。

在一次會上,李正忠見到了賀敬之。他對賀敬之早已久仰大名。

1960年代,他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作曲,那時就知道歌劇《白毛女》的劇本出自賀敬之的手筆。有一次,著名錶演藝術家董行吉來舉行藝術講座,朗誦了賀敬之的《三門峽歌——梳妝枱》,其韻味、用典讓李正忠深受觸動。聽完講座,他馬上去找這首詩的全文,並開始接觸賀敬之的《放聲歌唱》等一系列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熟悉之後,李正忠發現賀敬之對認準的問題會格外堅持,哪怕看法和大家不同也很難動搖。而對人情世故,包括一些具體的行政工作,則不太敏感。

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長,幾乎同時,中央決定改組文化部領導班子,撤消原來的核心組,任命將軍外交家黃鎮為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部長。賀敬之被任命為文化部四位副部長之一,仍然分管藝術局和政策研究室。

當時文化部新班子的首要任務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詩人周良沛回憶,粉碎“四人幫”後,他因為右派問題還在勞改隊改造,甄別平反時查出他被打成右派沒有任何材料,沒有組織結論也沒有文件,這意味着他不是“正式”的右派,不在這次改正之列。賀敬之得知後説:“人家當右派的罪全受了,怎麼右派有點好處又把他扒拉開呢?先按對右派的政策把他調回北京再説!”

周良沛的命運自此徹底改變。30年後,他編選的《賀敬之詩選》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賀敬之出訪意大利,帶去的詩集就是這個版本。

在賀敬之的建議下,文化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賀敬之任主任,並舉薦馮牧為實際主管工作的副主任。

那一時期,賀敬之與馮牧配合密切。政策研究室成立兩年多,受命調查過“樣板戲”“文藝黑線”回潮等問題,促進了包括“反黨小説”《劉志丹》在內的文藝界許多冤假錯案的平反。

政策研究室理論組成員鄭伯農説,賀敬之大多是即席講話,會後由工作人員整理成文,經他審閲定稿,個人風格很鮮明。

鄭伯農記得,在中央給“四五運動”平反之前,賀敬之看了上海話劇《於無聲處》的劇本後,就提議調劇組進京演出。中央作出改正右派的決定之前,賀敬之就找有關負責人談話,建議給錯劃為右派的人員平反,不留尾巴。為此,他一度被認為“思想解放過了頭”,是“以右批‘左’”。

1977年4月,鄭伯農執筆給《光明日報》寫了一篇文章,提出“全面專政論”是“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必須推倒。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汪東興指示社科院出一份簡報,認為這是毛澤東肯定過的,因賀敬之、馮牧扛了此事,沒有追究鄭伯農的責任。

“左右為難”

1980年2月,賀敬之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兼中宣部文藝局局長,同年9月,他調離文化部,擔任中宣部副部長,開始了中宣部的風雨十年。

賀敬之初到中宣部,就面臨着對電影《苦戀》和報告文學《人妖之間》的處理問題。

賀敬之認為,對《苦戀》所表現的“抽象人道主義”傾向應當批判,但電影可以修改後上映,這個意見沒有得到採納。

《人妖之間》1979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是新時期第一部引起巨大反響的、以反腐敗為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通過黑龍江貪污犯王守信的發跡過程,反思了“文革”的深層原因。黑龍江省一些領導認為作品給黑龍江抹黑,給中央寫信,中央要求查清此事,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和副部長周揚將此事交由賀敬之辦理。

賀敬之派出一個五人調查小組,去黑龍江匿名調查,《人妖之間》的責任編輯周明也在其中。周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調查組回京後,賀敬之在中宣部召開了彙報會,北京各報刊文藝部負責人、各報社分管文學的負責人與會,會議討論認為,作品總體是真實的,只是個別細節有出入。賀敬之當即做出決定,《人妖之間》沒有大問題,不需要做組織處理,細節失實之處可做修改,作品有積極意義,建議作者做修改後參評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獎。

周明在《人民文學》分管報告文學期間,有時會在柯巖家裏與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柯巖討論文章,賀敬之一般不會介入。柯巖説:“他當他的部長,我寫我的東西。”

80年代,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併入中國文聯,改稱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李正忠任研究室內刊組負責人。研究室坐落在恭王府,工作氛圍很寬鬆。那時候社會上“老闆”這一稱呼盛行,有的工作人員私下稱周揚、賀敬之、馮牧為“大老闆”“二老闆”“三老闆”。

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羣等決定,創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創辦一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刊物,成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後來定名“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歸屬文化部,委託中國藝術研究院管理。賀敬之對這一所、一刊、一會的工作十分關心,提了很多意見和建議。

彼時中國文化思想界風起雲湧。賀敬之曾在《風雨答問錄》中對李向東回憶,當時文藝界有一種風氣,總是要把文藝界有影響又比較活躍的文藝界人士,特別是被認為是“上層”的人物,分成保守派和思想解放派。賀敬之説,自己確實常感到“左右為難”。

他説,從他的個人體會來説,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3年10月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從完全批“左”,到主要批“左”同時防右,再到主要批右同時警惕“左”,是鄧小平歷次講話體現的中央精神的主線。

文化部主辦的《中國文化報》的時任主編閻綱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賀敬之就任中宣部副部長後,“一個詩人倒下去,一個官僚站起來”的聲音四起,甚至説賀敬之是“左王”,這些説法,他並不贊同。當時的政治局面極其複雜,賀敬之在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之時總想將上上下下統一起來,卻又常常統一不起來,因而時常陷於困境和煩惱之中。

1984年底的“作協四大”後,一位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領導建議:“現在文藝界很亂,中宣部已無法實行領導,能否考慮換一個分管文藝的副部長?”

這一年,賀敬之60歲了。在60歲生日之前,他已向中宣部領導提出了離休申請。但他在等着退的同時又想:至少會有個説法吧?

有人來登門拜訪,説是奉命來向他“取經”,以便接替工作。但不久,新一屆中宣部班子組成,他的名字依然在其中。這讓他莫名想起蘇東坡的一句話:用舍由時,行藏在我。不過,這段時間,他實際上處於半賦閒狀態。

1986年,賀敬之查出肺病。他向中央打報告要求退休,獲得了初步同意。1987年,他年滿63歲,年齡過線。12 月 16 日,中央正式發文,免去他中宣部副部長的職務。但他仍然在這年召開的十三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987年,他回故鄉山東,登泰山,訪曲阜,回棗莊,訪膠東。僅僅登泰山,就寫了9首短詩。他寫道:幾年來見喜、見憂,心緒繁紛,尤以此番為最。

1989年8月,賀敬之和柯巖一起去北戴河寫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重新撿回舊業,“寫出一點大東西來”。

然而,作家生活的平靜很快就被打破。

一天,他正興致勃勃地對柯巖講一首詩的構思,突然接到北京來的長途,是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高佔祥找他,告訴他中央決定調他出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兼部長,説這是新當選的總書記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的。第二天,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又打來電話,告訴他同樣的內容,並通知他,中央領導同志要同他談話,要他立即返京。

賀敬之感到很突然。根據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思想戰線要做一些調整,但他沒想到落到自己頭上。他三個月後就要滿65歲了,正想專心創作,而且這些年的文藝領導工作讓他感到力不從心,可以設想現在情況更復雜、任務更艱鉅。他在電話中明確提出了不願受命的請求和理由,又連夜趕寫了給中央的信。

但他的請求沒有被中央接受。1989年9月6日,中央正式發文,任命他為文化部黨組書記、代部長,並再次任命他為中宣部副部長。

據説,賀敬之到文化部上任後,沒有按常例發表施政講話,只説了六個字:“讓我們學習吧!”

然而,這次上任,他感到的左右之爭有過之而無不及。1991年4月,他身體染病,向中央遞交辭呈,未獲批准。直到1992年10月十四大後,他才被批准辭去兩部職務。

1996年,賀敬之出版了《賀敬之詩書集》。他是以奔放熱烈的新詩成名的,而晚年卻轉向深沉凝練的舊體詩。《詩書集》彙集了他的近200首舊體詩,除了7首寫於1962年,其他都寫於新時期。

他在序言中寫道,這些詩多少反映了若干年來特別是這十多年來自己的某些經歷,多少顯現了這段歷史大變革時期一絲半縷的時代折光。比起以往,他現在更為自覺地注意到不僅見喜,也要見憂;不僅見此,也要見彼。他説,現在回頭看,尚覺“思無甚謬,信無稍疑”。

“老師”

紀宇稱其他尊者皆為“先生”,唯獨稱賀敬之為“老師”。

改革開放後,紀宇與賀敬之來往漸多。他從青島去北京出差時,經常到南沙溝賀敬之家做客。賀敬之和柯巖也多次到青島。

紀宇和賀敬之喝過很多次酒。賀敬之喜歡飲酒,他認為郭小川的《祝酒歌》“寫絕了”:且飲酒,莫停杯!三杯酒,三杯歡喜淚;五杯酒,豪情勝似長江水。

1998年,賀敬之、柯巖、紀宇和崔道怡獲得了意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獎。因為文化部有關人員工作失誤,他們沒趕上領獎時間,獎項被取消。文化部後來出經費,請他們連同翻譯五人遊訪意大利。他們去了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城市,全程由中國駐意大使館文化參贊陪同。

在意大利,如果到中國餐館吃飯,賀敬之喜歡喝一點白酒,愛點山西的竹葉青。他還帶了他和柯巖的一些新書,包括《賀敬之詩選》,本來計劃送給意大利的朋友,卻遭遇了迴避,這些書只好再帶回國。

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丁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1996年8月,在北京國際飯店召開的首屆毛澤東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因為自己與《白毛女》的另一作者同名,讓第一任會長賀敬之注意到了他,兩人自此相識。

丁毅説,賀敬之對新時期文壇的一些新思潮很不感冒,對謝冕提出的“新的美學原則”、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還有“下半身”詩派等,都非常反感。

王寶大在詩集《奔騰的碧溪》中含蓄地質疑了“人定勝天”的口號,賀敬之看到後打電話給他,説對人定勝天不要一概否定,這不符合事實,在過去很多革命鬥爭中,這個口號還是起了很大作用。

每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開會,賀敬之都會讓祕書請吳歡章來聊聊天,談文藝界的情況。

早在1963年,賀敬之和郭小川訪問復旦大學,在大禮堂裏朗誦自己的詩歌,時任中文系助教吳歡章代表學校負責接待。大禮堂裏擠滿了人,郭小川朗誦了《向困難進軍》,賀敬之朗誦了剛剛創作的《雷鋒之歌》,場面非常熱烈。那時,賀敬之經常在《中國青年報》等發表一版一版的長詩,影響很大,吳歡章對他非常崇拜,剛見面時緊張又拘束,但賀敬之性格豪放熱情,幾分鐘後兩人就熟悉了起來。

賀敬之總是告訴吳歡章:“文藝界很活躍,但是思潮很複雜,你們一定要辨明真假,敢於為真理講話,根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觀察問題,要保持頭腦清醒,不忘革命傳統。”賀敬之認為,百花齊放可以,但是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應該是主流。

賀敬之熱愛毛澤東詩詞。吳歡章説毛澤東也犯過錯誤,賀敬之説,毛澤東的錯誤是偉人犯的錯誤。他吟誦了一句杜甫的詩:“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賀敬之曾題寫自己的詩作《登武當山》贈給吳歡章。詩云:七十二峯朝天柱,曾聞一峯獨説不。我登武當看倔峯,背身昂首雲橫處。

2001年,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在南京舉辦了為期五天的研討會。最後一天遊覽南京時,作家王健虎和賀敬之一起去望江樓,與一羣小學生不期而遇。小學生們聽説這位老者是賀敬之,瞬間都圍了上來,齊背《回延安》。賀敬之非常開心,説那一刻是多年來他最高興的時刻。

“延河子”

1993年,何火任準備着手撰寫《賀敬之評傳》,與賀敬之聯繫。賀敬之説:“寫我的評傳難度很大,我是有爭議的人物,有些人對我很反感,你準備坐冷板凳吧。不過有什麼困難都可以找我,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問我。你怎麼寫,觀點我不干涉。”

此後的兩個多月裏,何火任每隔幾天就去賀敬之位於三里河的家中採訪,聽賀敬之講述生平。

賀敬之言辭謹慎,從不多談政治,也不談及領導人,只涉文壇,不輕易論人長短,只就事論事。對何火任的採訪請求,他有求必應。他已經視力衰弱,自稱“目光短淺”,但與人説話時總是目光專注,面帶微笑,不時回答問題。

2020年3月,《賀敬之評傳》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原稿中《十年風雨中的沉浮》一章,在送審時刪除了從清除精神污染至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節。

賀敬之家的客廳寬敞明亮,牆上掛着字畫、剪紙。剪紙除了他自己的半身像,還有一座延安寶塔。他有一枚閒章“延河子”,寫字時常用。

午飯後,賀敬之通常從一點半左右睡到下午5點,這段時間一般不接電話不會客。如果有精力,他還要寫詩,練習書法,整理自己的舊作,有時出席詩歌界的一些活動。

他依舊關心國內外時事和大事,關心國家發展,一直在關注文壇,每天閲讀很多文學報刊以及朋友們寄贈的新書,並時不時與來訪者討論當下的創作。

至今,周明一直叫賀敬之“老賀”,從未稱呼過“部長”。他覺得賀敬之做人坦蕩,是性情中人。

賀敬之有時會打電話給紀宇,説就是想起他了,想説幾句話,沒什麼具體事。賀敬之説到,當前詩壇問題不少,人民對詩歌不滿意、不滿足,究其主要原因是詩歌的傾向“去革命化”、低俗化,離開政治,過分強調一己之識。

年過九旬的賀敬之對微信很感興趣,喜歡看微信好友分享的鏈接,這是他獲取外界信息的一個重要渠道。李正忠經常會分享幾條自己認為重要的信息給他看,有時也轉幾條八卦新聞和段子供他娛樂,並提醒他這些都是假的。

老祕書趙鐵信平均一個多月就去看望一次賀敬之,每次都談上一兩個小時的文藝問題。

趙鐵信記得,1985年他隨賀敬之去內蒙古通遼出差,一箇中年男人騎着摩托車追來,拿着《賀敬之詩選》請他簽名,説家裏三代人都讀賀敬之的詩。父親臨終前交待,如果能見到賀敬之,一定代自己向他恭恭敬敬地鞠個躬。90年代,河北省阜平縣革命老區的一位農民提着裝滿紅棗等土特產的籃子到文化部傳達室,説白毛女是阜平人,要代表全縣人向賀敬之表達敬意。賀敬之告訴趙鐵信,紅棗可以收,但要給錢,其他不能收。

賀敬之一直心繫“楊白勞”和“喜兒”們的生活。改革開放後,文化部經常接到羣眾來信,反映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賀敬之多次對李正忠説,如果富起來的都是黨員幹部及其子女,這是要出問題的。

閻綱記得,1982年,周揚決定製定新的《文藝十條》,這一工作後來轉由賀敬之負責,閻綱被召參加討論,共10人,一人負責起草一個條目。一個雨天,賀敬之參加討論,強調堅持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革命傳統,反覆提醒作家首先要做一個革命者。當提及巴金的“講真話”和他説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等問題時,賀敬之説:“巴金只能算是黨的同路人。”他又對閻綱説,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必須執行中央領導的指示和講話,否則就為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所不容,哪怕在這一過程中遭到不少人的指責甚至謾罵。

賀敬之後來曾對《風雨答問錄》的作者李向東説,自己今天説這些話,可能有些年輕人不理解,甚至被譏諷為“言不由衷”“假大空”,但他確實這樣認為的,而且從來沒有懷疑過,因為那是他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的,並不是受了誰的欺騙或者又去欺騙別人,因此從沒想過改變初衷,更別説向誰“懺悔”了。

他經常會向親友引用馬克思的一句話:“我説過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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